酱紫的阿满
清朝为什么要将昭通划给云南？
原本昭通一带在明朝和清朝初期属于四川，不过管理室有名无实。因为昭通一带都是少数民族，是土司制度，四川省管辖不到。此外，从成都到昭通的距离很远，但是从昆明过来就近了很多，“三府虽属蜀地，然去成都二千余里，去滇省治所仅三百里”。
今天地图上看昭通那一角，像云南向东北伸出的手指，孤零零地探进四川地界，跟本省只靠一条不宽不直的“脖子”相连。
很多人不理解，明明离四川这么近，怎么就归了云南？
但要说清楚这事，就不能只看地图得寸进尺的那点地理，还得往制度、文化、历史、人心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去翻。
翻得越久，越发现这不是一时一事的安排，而是一步步落子的结果。
乌蒙三府——昭通、东川、镇雄，明初确实是划在四川辖下的。
朱元璋灭了明玉珍，把四川收回来后，又顺势安抚了乌蒙一带的土司头人。
那时云南还没完全平定，朱元璋干脆先把这片边地暂挂四川户口。
说是划归四川，但从地势地貌到语言习俗，这一带其实跟四川盆地那边压根不是一类。高原山岭的地形，让这地方天生就和成都那边隔着几重天，连人都不愿从那边过来管事。
有管辖权，却没有制约力。这是后来治理上屡屡吃瘪的根。
一开始朝廷也不太上心，反正地方有土司顶着，出了事再派兵去镇。
可这年年都出事。翻明史一看，诸如“播州初平，永宁又叛，东川、乌蒙、镇雄皆观望骑墙”之类的记载，一年两起，一起十年。
四川这边兵调不过来，兵部文书走一遭也得几个月，叛乱都打完了，人还在半路上。
倒是云南那边的兵，一到就开打，打完就走人，利索得很。
地理上近，兵力上也凑得齐，所以不是云南想接盘，是这锅本来就该云南背。
雍正年间，清廷在西南大动作搞“改土归流”，乌蒙三府的归属问题就彻底被摆上了台面。
云贵总督鄂尔泰出了名的强硬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
他拿着图就跟雍正讲理：这三地跟云南只隔几座山，可和成都之间隔的那不是山，是制度空白。
你让一个连兵都调不过去的省来管这么一群能打仗的土司，出事就是早晚的事。
他还翻出数据，说东川离昆明六站地，离成都十七站，送个文书都可能送丢两封。
雍正听了拍板：就近管辖，划归云南。
云南这边接到消息没犹豫，鄂尔泰一边调兵镇压土司叛乱，一边派人重新划界设府。
昭通原本叫乌蒙府，雍正干脆赐了个新名字，“昭明宣通”，这不只是改名，也不只是换户籍，是一种彻底的重新归属。
把人从山沟沟里拉出来，送进朝廷的行政框架。
这种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得动真格的。
乌蒙禄氏、镇雄陇氏，一个个不是好惹的，几十年根深蒂固，说不干就不干。
鄂尔泰用的是铁腕——“威可制，恩难化”，不是请你谈判，是直接送你上路。
东川叛乱刚起，滇兵一夜镇平，四川那边的箭令还在马背上飞。
这事一传开，谁还敢说四川能管得了？
其实四川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没声音。
川陕总督岳钟琪就急了，他担心三府一划，四川脸上无光不说，还少了地盘。
他甚至还上书建议，只划乌蒙给云南，镇雄留着给四川，还要把乌蒙的大关、坉这些边地再划回来。
但雍正显然早就看透了他的算盘，说到底，这不是割不割地的问题，是谁有能力把这地管好。
与其在地图上争一尺，不如在实际治理上管一寸。
昭通划归云南后，三地从地图上的孤岛变成了制度内的一环。
朝廷设知府设兵备道，从土司手里接过地权，把流官派进县城，把驿道铺进山沟。
乌蒙、镇雄的土司不是被擒就是被削，原来那些骑墙观望的部族也一下没了靠山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地方终于开始在官书里有了具体事，而不是含混的一句“少数民族地区”。
再往深里看，就会发现这件事不仅仅是军事与政令上的胜利，还是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归位。昭通从古至今都处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点上，语言像调色盘一样丰富，南边的人说话像昆明，东边接近贵州话，北边一开口就透着巴蜀味儿。
饮食也一样，吃面吃米线吃糍粑都有，不是哪一省的标准味道。
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牢牢靠近哪一边，只能朝着最能接纳它的方向走。而在雍正年代，这个方向是云南。
更早的时候，这片地方还有一个名字，叫朱提。
朱提的银，曾经是中原最喜欢的货银之一，成色好，价值高，汉武帝都点名开采。朱提成为丝绸之路南线的驿站，不是因为离得近，而是因为银子吸引了商人和驼队。
清代时昭通的乐马厂，每年有数十万人在此开矿做工，云南的铜银就是从这里一路运往北方。
商会、会馆、庙宇，成堆地在昭通建起来 这不是四川盆地边上的小镇，这是滇东北当时最热闹的商圈。
这也解释了昭通人对云南的那种天然的文化熟悉。
不是因为住得近，而是因为彼此的经济、口音、交往早就缠在了一起。
昭通是云南出滇北上的门，也是中原文化南下入滇的第一站。
当年南方丝绸之路走的朱提道，从成都绕过昭通再到滇池，然后一路延伸进南亚。换句话说，昭通不只是边地，它是过道，是门槛，是文化交汇的熔点
清末民初以后，这个格局没再变过
直到近年，部分昭通北部与宜宾接壤的地区提出“归川”想法，话题才又热了一轮
